范睎文举例：苏武诗云：俯视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20.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 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文章篇幅不长，特将全文照录，以备参考。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周恩来是被通知参加大会的。8.汪澍白：《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
孔子和中国儒学对毛泽东一生的价值取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 有一个朋友(指张奚若----引者)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四郎罗登便是木氏十九世知府木增。
平时要看到这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非常不容易，有3个重要僧人保管着藏经室的钥匙，必须3人都在，才能打开藏经室。把丽江土司刻制的甘珠尔印版称为理塘朱印版的原因是:固始汗去世后,他的侄子坎卓洛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的总管时,发动了反对当时西藏地区政权的战乱,达赉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平息了叛乱后,将丽江的甘珠尔印版迎请到理塘寺,因此,通常称之为理塘朱印版。刊印《大藏经》的工作始于明万历四年(1608年),完成于天启六年(1621年),从刻印到完成历时13年(一说15年)。明代丽江版《大藏经》不仅仅珍藏于大昭寺,而且还流散到了国外。
这是在藏区正式第一次雕版的《甘珠尔》,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藏传佛教经典文献。藏文《大藏经》规模宏大,其中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包括天文、历法、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传入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木氏土司在与各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和高僧的频繁接触中,逐渐地成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其家族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活佛和高僧。藏文大藏经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两个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笔者按：明代丽江版《大藏经》是丽江多元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
木氏土司最初加强同藏传佛教主要教派领袖人物的关系,是在清楚地了解了明朝治藏国策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旨在于借助这些藏族宗教领袖的影响,巩固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势力,取得藏区的民心。藏传佛教对历代木氏土司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据藏文《三世达赖传》、《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等许多史籍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藏历新年,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康区讲经传法,兴建寺庙,在理塘建寺的一切乌拉和所有工匠等全由木氏土司供给。见证了纳西族与藏族友谊的历史，是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地区文化交流的瑰宝。
2016年10月25日，我参与纳人祖先文化考察队到西藏青海调研，非常幸运地在大昭寺看到了这套稀世之宝——藏区第一套丽江府知府木增主持刻印的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我在2002年曾谒大昭寺,因时间短促和有关管理人员不在,未能如愿看到丽江版《甘珠尔》。
甘珠尔一般译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丹珠尔译为论疏部,是佛家弟子对释迦牟尼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的译文。先回顾一下2006年写的这篇文章，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
纳西族学者戈阿干于1985年在拉萨市宗教局寺庙科土登和该寺经堂管理人员帕措喇嘛的陪同下,在拉萨大昭寺观看了木氏土司在明朝天启年间向大昭寺捐赠的《大藏经》。上述木氏土司主持刊印的《大藏经》除了收藏在大昭寺和流散国外,还分散在康区一些地方。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著文说:1976年在锡金王巴涅可丁的私人图书馆里看到有50页藏文草体古旧抄本短经,质量很好,题目为《丽江土司所造存于里塘大寺的佛经甘珠尔目录》,此目录是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于1614年编制的。据藏族学者杨嘉铭、阿绒两位学者的调研,他们在甘孜州康南巴塘、理塘、乡城等地调查期间,民间传说中的木氏土司,藏族称之为舶萨当杰布,这个萨当杰布是实有所指的,他的名字叫四郎罗登。全套《大藏经》便是装在这些红漆柜箱里由云南丽江驮来的。《大藏经》简称《藏经》,指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总集,以经、律、论为主,并包括若干印度、中国等国佛教撰述。
主持刊印大藏经《甘珠尔》的木增对藏传佛教的笃诚信仰,以及他置身在明朝衰落末世时期的悲观惆怅心情和寄情山水佛道的思想,可从他在自己主持刊刻的藏文《甘珠尔》后所写的三藏圣教序中看出: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叨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忧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诗,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荚,缮录翻刻。文章原载《云南日报》2006年12月9日 进入 杨福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藏经 。
《理化县志稿》载:印经院在县治长青春科耳寺之左,呼作巴孔者是也,清康熙时所建,置《大藏经》版十余万块,相传为松弄热登(四郎罗登的异译)所赠。以前,拉萨大昭寺楼上南面甘珠尔佛殿里存有理塘朱印本甘珠尔108函,每函都有绸缎的书包,每两包放在一个木箱里,据说这是丽江土司索南热丹献给大昭寺的开印样本。
由于藏人称呼丽江地区叫做姜或章•三赕,所以又按元代的记载写法译作章•三赕,完全是按照藏语的音译。现在,除了摆在玻璃柜桌里的3卷外,其它全套经书仍照当年的包装方式置放在这些箱柜里。
几年前，丽江市政府己出资并派专人复制回几套这稀世文化魂宝'丽江版《大藏经》'。装放着这一套经典的全部箱柜有54个,大小规格统一,每个约长80厘米、宽30厘米、高40厘米。现在拉萨大昭寺里珍藏着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版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献,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
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汉译《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丽江府知府木增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 版《甘珠尔》),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藏文化史上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
所以这一版就称为丽江(章•三赕)版《甘珠尔》。经卷首有汉文《三藏圣秩序》,三藏原颂大明天肇三年佛道成日,领顿首书及十方五觉诸灌顶授记佛长子不动金刚木增等字。
到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汉(固始汉的裔孙)兵临云南,在丽江见到了这一套《甘珠尔》经版,认为是可居的奇货,应掌握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于是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固始汗便率军于1639年至1642年之间经康区入藏,并于拉萨哲蚌寺建立黄教政府即甘丹颇章政权,统治了青海、康区和卫藏大部分地区。
请达赖三世主持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理塘版了,或常常称为丽江——理塘版。明代万历年间,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大师请求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兵帮助黄教排除异己。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藏族学者也认为丽江版《大藏经》的刊印,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
如针对惠子所抱怨的无用的大瓠，庄子开示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并举事以明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马克思，第79页)世界本来是无限丰富、无限美好的，本来是充满了无限情趣与诗意的，但人囿于实际功用，对无限的诗意与美却无从感觉。
(同上)马成为人的工具，不是马的幸运，而是马的不幸。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这种突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突破具体的有限的用，达至充分的无限的用。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虽天下沦溺，犹将拯之，则用之水战，裂地而封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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